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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中国教育的最大困境是均衡问题
作者:新华网      时 间:2014-7-5
关键词:

       中国的教育,最重要是教育均衡的问题。中国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有钱有势家庭的孩子和无钱无势家庭的孩子怎样在教育上达到比较好的均衡状态。

  中国近20年来的高等教育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的,比如说其中一个进步就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认为大学扩招不是一件坏事,尽管有点扩招的过分了。中国的特点是一松就乱,一紧就死。大学扩招,尽管导致大学生有点过剩,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要讨论如何鼓励大学生创业和就业,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大学生就业有一定的难度,说明大学生过剩了。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本身依然是件好事,因为不管大学本身的教学质量是上升还是下降,中国每年增加几百万受过了四年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件事情本身一定是一个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事情,它远远比我们当初,像我80年进北大的时候,大概全国加起来都不超过20万大学生,要好得多的多。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教育还是有进步的,高等教育有进步。

  第二个高等教育的进步体现在国际化上面。国际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大学愿意把自己的老师送到国外去进修,就像刚才特洛伊大学的厄尔讲的一样,他们愿意把老师送到全世界各地区进修,去进行交换。最基层的大学都在这么做,就像我去年接手的耿丹学院,实际上是一个三本的民办高校。大家都知道民办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处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底层的,因为大部分民办高校都是三本学校。但是即使这样的话,耿丹学院今年加起来一年也送了大概几十个老师到国外去进修,平均进修时间两个月到四个月。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大学在往外走,积极和国际接轨。另外,交换学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反正我知道大量的大学都在做2+2,或者是1+3或者是3+1,或者是1+2+1,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实际上好像是1+2+1这样一个项目。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学生走出去的。

  第三个变动,我个人的感觉,尽管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大学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非常在意引进在国外博士毕业这样的人才。特别是在国外已经有了教学经验的人才回到中国来。有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们的课程实际上就变成了双语教育。这个也可以有例证,引进一个国外的博士毕业生在国外已经教了五年书,他的课就变成了汉语和英语同时教学,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国际教学经验的老师来面对中国学生,他自觉不自觉的就把国际化的理念带回到中国的大学课堂中来。所以我能感觉到这些进步,大家都在不遗余力的努力。

  我们能看到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经费不够,因为我们中国的大学不动用民间力量。我常常说,中国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的时间,六七十年的时间了,我们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不再相信民间力量。尽管后来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终于让民间力量的一部分释放出来了,尤其在经济领域。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不是改革开放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允许个人办成公司,由公司办成大企业,今天的中国经济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发达的。因为现在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了中国GDP总值的70%左右,而就业机会占到了85%左右。这就是给民间力量,相信民间力量所带来的变化。但是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纠结,甚至有点失望的是,在教育领域一直没有对民间力量真正的开放,这是真的。教育跟经济一样,在解放以后所有的私立教育就全部给卡断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迎头赶上了,但是教育领域现在为止依然没有任何对民间的教育力量进行真正鼓励这样的一系列的举措。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就举耿丹学院的两个小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巨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转设,就是要变成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公立大学的民办大学,我们国家有规定,必须要有500亩地,并且每一分地上只能待一个学生,每亩地容量只能是10个学生。现在耿丹学院的状况是,460亩地,差40亩地,耿丹学院的学生加起来是接近6000人,也就意味着按照规定400多亩地只能呆4000多学生,因为每分地一个学生。大家稍微想一下,这样的规定是很荒谬的。理由非常简单,在北京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你非要增加到500亩地,并且一分地上只能待一个学生,你想土地多浪费。大家去看看美国的纽约大学就明白了。在城里那么十几栋楼加起来接近4万学生在里面上学。僵硬的规定,不可变通的规则,导致我们转设工作遇到了困难,当然我们还会继续做说服工作,抱怨是没有用的。

  民办大学老师待遇,特别是老师的社会地位也成问题。大家都知道,民办大学的老师和公立大学的老师待遇是不一样的,公立大学的老师退休以后的保障很好,是半公务员制度。公立学校老师非常安稳。民办大学老师,必须完全按照社会保险来安置,而且退休以后收入会急剧下降。所以我们即使以更高的工资和待遇来吸引老师,都吸引不到公立大学的一般老师,非常难。社会主义的原则是讲究公平,但一到实际就马上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而且公私分明,几乎总是褒公贬私。

  可以看出来国家政策对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是不一致的。当然我今天不是来抱怨这个事情的,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在教育中不善于利用民间力量,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优秀的,顶级的私立中学和私立大学是没有的。实际上私立教育的兴起能够减轻国家的教育负担,看看全世界的私立大学就可以明白,经费是不用愁的,为什么?民间力量会把经费补充进去。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接手耿丹学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一辈子赚来的财富用于耿丹学院,把它变得中国优秀的私立大学。经过这么一年以后,我的思想开始犹豫了,因为我发现,其实国家对于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在乎,不在乎的话肯定就白做,谁都不愿意把一辈子的积蓄扔进去了,最后发现这件事情是白做的。

  对于政府来说就是一个鼓励问题,不需要出一分钱,一鼓励民间的钱就出来了。我问过很多中国的著名企业家,他们都说,只要有一个合适的体制,他们都愿意把自己变成大学的捐献者,因为从世界著名大学是可以看出来的,一个人的名声想要留一千年,五百年,捐献给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办法,比如说,杜克大学怎么来的?杜克就一个烟草商,但是现在想到杜克大学,就觉得他不是一个烟草商,他很伟大,因为他有一所最著名的大学留在了这,当然还有很多大学,斯坦福也是这样。斯坦福曾经想把钱捐给哈佛,哈佛不要,不理他,结果一生气说自己办个大学,结果就办成了现在死死跟哈佛较劲的一所大学,不是哈佛第一就是斯坦福第一。所以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国际化的问题,如何利用民间力量办教育是个大问题。让民间财富和活力调动起来,支持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国实际上从历史上是一个以私塾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公学,几乎所有的公学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了,中国有着民间教育的传统,为什么不利用民间力量呢?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中国教育的大问题,还不是国际化的问题,我把国际化排在第四位了。我觉得最重要另外一个问题是教育均衡问题。什么叫教育均衡?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乡下人再也没有好的教育可以接受了。我是属于乡下人之一,30多年前我在农村中学上学,最后通过自己三年高考,到了北京大学。当时我们进北京大学,农村孩子占的比例差不多是35%,现在北京大学农村孩子占的比例最多15%。如果说真正农村来的,大概最多10%都不到。我对北大学生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发现80%左右都是家庭有政府背景或者有钱的背景这样的孩子。大家都会问这个是不是录取上有问题?比如说这两天正在讲中国高考作弊的事情,在河南一个县有100多个学生有枪手替考,最后查了以后,说这些被替考的学生要不就是有钱的,要不就是当官的,媒体是这么报道的。但是我认为北大的学生应该是100%都是自己考的,但是这些学生怎么会大多是政府家庭背景出身呢?我回到家乡又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必然现象。我从当地村长开始调查起,发现村长和村支书的孩子基本都在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学习,乡长和乡党委书记的孩子在当地最好的初中学习,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孩子在当地最好的高中学习。不管我们怎么宣传要求教育公平,都很难做到让领导的孩子按区划片上偏远的学校的,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就受到了当地最好的教育,因此他们走进中国最好的大学就变成了一种必然。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民的孩子和工人的孩子智商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得不到最好的教育机会。我回到家乡问了一下我们村里的孩子,上当地最好的初中几乎都是没有希望的,上的乡村的初中和乡村的小学。乡村初中毕业以后,他怎么可能有能力一下子到省重点高中,根本就进不去,因此也就进不去中国最好的大学。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最重要是教育均衡的问题,不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教育交换问题。中国的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有钱有势家庭的孩子,和无钱无势家庭的孩子怎样在教育上达到比较好的均衡状态的问题。当然随着互联网,像MOOC课程的开始可能有一些办法,由于现代化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是有机会让落后的、贫困地区的或者是农村的孩子接受到优质教育的,但要做到这点需要政府政策上和资源上的大力支持。如果教育不均衡,中国的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一个社会两极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崩盘,当社会崩盘的时候,我们讲任何国际化都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个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还有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这个话题一说起来就特别敏感,我在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在教育组,民办教育的代表很少,90%都是公立大学的校长或者党委书记,最起码也是系主任。教育组毫无疑问不可避免会讨论到教育去行政化的问题,大家空谈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中国教育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行政化来进行管理,否则的话就像有一个政协委员所说的那样,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除了教育部大学就没有别的大学了。今天有教育部的领导在,不是对教育部的批判,我知道教育部很难做,因为教育部还要跟上面的制度保持一致。具体的改革是很困难的。比如教育去行政化,我问了很多大学校长,如果你这个校长不是教育部任命了,也没有了部级局级待遇,让整个大学的教授来选你,你干不干?大部分校长是犹豫的,甚至干脆说不干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们说,我们让教授选不一定能被选上。第二,他们说我们在教育领域辛辛苦苦奋斗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当了校长,现在也算副部级干部,你把这个行政化一拿掉,我们所有的基础都没了,待遇也没了,我们过去的奋斗算什么?所以行政化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即使有教育理想的人也不愿意拿掉。坦率的说,在这样的中国教育系统中,唯上不唯下的教育行政化体系如果不有所改变的话,大学应该有的特质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为大学需要独立的创新,需要独立的学术研究氛围,需要互相争论,甚至不留面子互相的探讨。所有这一切,当你面对一个可以罢免你的官员,和可以罢免你的校长,你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你只会想到,上面的人想听什么,我说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不是我能够想到的,是有理想的教育官员和有理想的中央领导应该想到的事情。因为这个事不仅仅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现实,也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未来。

  第四个问题是教育国际化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教育国际化就不是的问题,为什么?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教育国际化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向,任何人都会明白,如果他不把自己变成一个全球公民,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未来。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老百姓是把脑袋和脚连在一起的,最后用脚投票。现在每年中国出去读本科的学生接近30万人,而且每年还在呈15%的增长,三年前是100%增长。出去读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人,依然是源源不断。每年中国留学总人数增长大概是10%到15%之间,现在总量已经达到了接近50万人一年。具体精确的数据要教育部公布,我这没有,但是大概这个范围不会错。

  第二就是每年中国家长即使不让孩子去留学,每年送出去寒暑假游学的学生也达到了20万人左右。所以,中国家长其实比任何教育家都明白,我的孩子必须国际化。家长人群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有钱人,包括砸锅卖铁,卖房子也让孩子出去读好大学的人,我就碰上这样的家庭,孩子被美国前20位大学录取了,但是家里钱不够,就把房子卖了。我问家长,你何苦呢?这个孩子在中国也能够考上中国前20位大学的,为什么一定要送他出去呢?他说,俞老师,这是一个我的孩子未来80年有没有竞争力的问题,不是上中国大学还是上国外大学的问题。我就问,你为什么认为到了美国去上大学就必然会有竞争力呢?他的回答特别简单,他说,现在这个世界不是中国的世界,也不是美国的世界,而是全球的世界,是把中国美国加起来的世界。家长这句话说的多到位,比任何教育家说的都到位。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国际化真不是个问题,我们各个大学都在强调国际化。我们这么多的大学跟美国大学联合起来,给学生提供国际化的机会。我倒反而认为,美国的教育国际化是个问题。我们常常说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全球开放的,但是美国人整体上实际上是封闭的,他们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价值观理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对全世界真正的了解,真的很少。他们对欧洲了解,那是他们的老祖宗发源地,但对其他地方知之甚少而且固执己见。中国普通老百姓,不认字大娘你问她,美国总统是谁?都能说出来奥巴马,有的时候说不对了,奥马巴也说过。世界杯,全中国人民都在看,世界杯,那是世界的,还没中国的份。但我到美国马路上问老百姓,中国主席是谁?真的是十个至少有八个不知道,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世界发展成什么样。原则上中国跟美国现在号称世界上两个东西方文化交融最多的国家,而且美国人也很喜欢到中国来旅行,应该知道的。再说,美国每年现在有多少人到中国来留学的?真的很少。不能说因为中国教育体制落后,因为中文听不懂,你真想要国际化的话,你学中文并不比学英文难多少,我周围有一大批外国朋友讲中文讲得溜着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中国做事情,他们在中国做生意,发现中国生意机会太多了,只要会讲几句外语就能开的外语培训学校,就能赚钱了。现在美国人对于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需求还不那么强烈,如果真正强烈的话,他就会学中文。

  今天坐在这的这些美国大学校长和老师,我觉得你们很伟大,因为你们真正知道中美大学国际化的机遇是多么的重要。未来50年这个世界的和平,一定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互相谅解,互相理解以后的一种和平。

  中国在国际化教育中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可以吸引外国人过来。中国人要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既然我们在讲国际化,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些大学是全英文授课呢?讲到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我是在卖国。我怎么会卖国?香港大学全英文授课,香港理工大学全英文授课,香港科技大学全英文授课。我们中国大陆的学生每年到香港去读书的很多,都是用英文上课啊。当然中文研究考古学研究的部分的东西,甲骨文研究用英文没法教,这个确实教不出来。但是大量的课是可以用英文教的,有几个好处,第一国外的留学生源源不断就过来了,因为他免去了学中文之苦。第二,大量的学科跟世界科技前沿的信息对称和结合,你一分钟之内想要获取的话,一定是英文。你如果不懂英文,等中文翻译过来再去读,黄花菜都凉了,而且还要翻译的正确才行。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成熟阶段,应该把一些大学,教育部应该拿出至少十所大学来试点,转成全英文教学。能不能做到?能做得到。为什么?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送出去的中国一大批到美国去读博士的学生,现在有大量的学生是在美国的教学岗位上的,他们全是英文教学。也就是说我们把这帮人请回来,放在一个全英文环境教学,这帮老师是愿意回来的。我曾经问过这些老师,我说要是我把我的大学转成一个全英文教学的大学,你们愿意不愿意回来?跟美国一样的工资,你在美国拿五万美元,我给你五万美元,30万人民币一年,你回来不回来?不少老师都是说,愿意回来的。但是加一个附加条件,要给我们一个更加自由的研究氛围。

  实际上我们如果在中国办全英文的大学,是吸引外国留学生过来最好的办法。国家现在也在采取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比如说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全英文教学,但是他毕竟一年只招收150个中国学生。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校长跟我也很熟悉,跟我关系很好。我们自己办的话成本低,一个大学当年就能转。引进国外大学当然也是一个方法,我们已经有不少引进了。像纽约大学上海分校是完整的引进。

  另外中国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大学搬到国外去。现在国外有很多大学都在往别的国家转,杜克大学在中国开始办了,纽约大学在中国开始办了,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甚至伊顿公学在中国也开始办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大学也办到国外去呢?在国外办一所有影响力的大学分校,北京大学海外分校,我就不相信没有影响力,我就不信外国人不来学?所谓的集中起来办大事,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力量集中起来办大事,最重要的就是集中起来办教育啊。

  其它我觉得我们做的都挺好,尤其是我们这个CHEPD,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么多学生名单,我觉得做得真的挺好的。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化的事情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怎样来更好的推动发展,是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要考虑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能让中国人民得到更好的国际化教育,也是我们要思考的。现在移动互联和互联网这个新技术的出现,让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在网易上的公开课,很多课我都去听,而且不少课我都听完了。现在我已经开始注册在MOOC上面听课了。这些课程大部分都是免费的,而且MOOC课程有一个特点,学生老师可以互动。比如说我们从教育部国际司开始,有没有可能把一些特别优秀的MOOC课程变成某一些大学的翻转课堂。这个课程就是让学生学,有助教辅导,最后考试以后可以拿学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学,老师的辅导,互动,学生的讨论,助教的研究,再加上把学分结合起来。我们在基本没有成本的情况之下,就能让中国大量的学生接受国际化的教育体系。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整理自俞敏洪在中美教育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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