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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艺谋归来,焉识丢了
作者:凤凰网      时 间:2014-5-23
关键词:

 

      导语:《归来》改编自小说《陆犯焉识》,电影只选择了原著的后30页,将一个知识分子半世纪的命运历程讲成了老年婚姻恋曲。评论人徐鹏远认为:原著中的陆焉识通过典型化的处理,具备了一种代表性,电影牺牲掉这一特质追求肤浅地平易使作品变得平庸,角色表现出的坚守也失掉了情感来源,于是所谓感动来得勉强。

      或许整个2014年,都不会再有一部电影可以获得如《归来》一般的关注、期待与争论了。“国师”对于张艺谋绝不只是一个绰号,可以说除了他,中国影坛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将大众知名度与影史地位、艺术成就与商业价值、国际声誉与国家认同集于一身的导演了。


      2012年,张艺谋与张伟平分手,在二张时代,他成功完成了商业化转型,但也遭到了资本绑架艺术的批评。一年后,《归来》宣布开机,这部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的新片不仅拥有着成熟而广为好评的原著基础,且从甫一宣传就打出了“回归初心,放下功利”的大旗,张艺谋也一再向外界强调“这是一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拍好的电影”。这无疑更加抬高了公众的心理预期和艺术标准。
      如今尘埃落定,新娘的盖头终于掀开,公映的110分钟可以看出张艺谋的确是用心了,用心地从原著借了两个人名、捡了几笔情节,然后完成了一个彻底属于自己的作品。即使不与原著相比较,也仍然呈现出单调、破碎、平庸、肤浅的局促之感,难以算得成功。


      粗糙的细节与重复的絮叨 
      张艺谋坦言,电影只选择了原著的后30页。这一方面当然考虑到电影体量与小说厚度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也是对审查禁区的自觉规避。暂不论这样做对于内容丰富性和思想深度的改变,显而易见的是导演并没有处理好一些原著残留下的细节,致使几个关键处显得粗糙不堪。


      影片中当焉识希望借助老照片帮婉瑜唤回记忆时,发现家里所有照片上的自己都被女儿剪掉了,于是去找老同学寻找,在同学家中,焉识问了一句“大卫还好吗”,得到的回答是大卫自杀了。这是电影中大卫的唯一一次提及,源起不过因为他是合影中的一员,处理简单,对于没有阅读过原著的观众或许还稍有突兀。这里的中国同学姜大卫其实来源于小说中焉识的美国同学、投身共产革命的大卫·韦,焉识曾经因为他陷入过报纸上的笔仗,自己的侄子也随他而去,还因为保护他丢了工作,甚至成为右派的命运也和他有关。这自然是漫长而敏感的,却也使得知其最后结局变得顺理成章和引人深思。没有这些故事,那一句“还好吗”的存在或许就显得轻泛许多了。


      自杀的原因会有许多,当然也可以按照导演留白的说法理解为与政治运动有关,但是另外一处细节就实在有些勉强和矫情了。失忆的婉瑜两次把焉识认作革委会的方师傅,表现出极度恐惧的心理阴影,原因竟然是方师傅用饭勺打过她。这就不免叫人疑惑,婉瑜的反应是否过于激动?小说里,方师傅的原型是主管司法的市委常委,婉瑜为了救被判死刑的焉识不得已上了他的床,这对任何一个女性来讲都是莫大的伤害和耻辱,留下怎样的心理阴影都不为过。当性贿赂被替换成饭勺上的暴力之后,强烈的反应产生了程度上的差距,难免不让观众在看到焉识拿着饭勺去找方师傅报仇时发出笑声(这也与丁嘉丽一贯风格的泼妇式大骂与影片总体情调不协调有关,仿佛在一曲咏叹调的低吟中突然响起一段摇滚乐的前奏)。


      电影把重点设置在归来以后,对于归来以前和归来的过程删除几尽。但即使归来以后,电影仍然放弃了小说的故事发展,另起炉灶,却在故事创造上表现出了想象力的缺失与单调。如果看到车站被捕的一幕,还能为焉识和婉瑜彼此间一遍遍急切撕扯的呼唤而眼眶湿润,那么后2/3的冗长部分则只能让同质性桥段的简单重复将泪水一点点收回,甚至在某些镜头、演员和台词处难以抑制地生出自觉羞愧的笑声。这一部分的梗概不难总结,不过是焉识一遍遍地走向婉瑜,其中不惜装扮成各种旁人,而婉瑜只会一次次地重复着“请你出去”,然后在每月五号执着地来到火车站迎接心中的焉识。


      小说中归来之后的故事已无太多敏感可言,却更多地传达出了焉识归来后重新融入社会、家庭的困难,家人各自的态度和心理,更让焉识以一种重新恋爱的气息完成了对年轻时爱的忽略的弥补并从中衬托出婉瑜的坚守。生活是流动的,也有其各自的源头,诚然可以用不同的构思来讲述,但当故事被以相似并且简单的情节一再复制企图达到传情时,深情也会因重复敲打而变得疲劳麻木,更何况这对老夫妻的情比金坚只是建立在一个预设的基础假定之上,情失源头,纯情并不可信。


      丢失的焉识与坍塌的婉瑜
      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将这部《归来》与张艺谋二十年前的《活着》相提并论。这不无道理,除却同样的文革题材,最本质的是相似的人物命运。余华研究学者张清华曾经总结过《活着》,它展现了福贵在物质上由天堂到地狱而精神上由地狱到天堂的过程。《陆犯焉识》也一样,伴随着全景式的社会变迁,陆焉识由一个兼具传统文化和留学经历、会四国外语过目不忘可写腹稿、一心向往自由渴望爱情又服从于家长安排、愤世嫉恶傲然不羁又不谙世俗全无用场的旧式富家长子,变成了一个伪装口吃隐忍求存、看透世态“狡猾”处事、历尽沧桑内心安定的苦难老人,在他身上凝结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与心路历程,同样是在生存上由天堂落入地狱。而他对婉瑜--这个曾被他视为束缚住自由的羁绊,也在经历了风流和磨难之后,悟出了内心真情的所在,由年轻时的服从和应付变成了深沉的守护和爱恋,这时的他才在精神上真正找到了天堂。


      电影固然可以为了避开政治禁区,舍弃掉政治运动的残酷和荒诞,却不可以同时舍弃掉一个作为灵魂的丰满人物。可惜的是,透过张艺谋导筒里的陈道明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普通的老右派,是千千万万各种原因各种身份被卷进政治风云的右派之一,是扔进人堆分辨不出来的一个老头,如果不是婉瑜台词里提起焉识是个教授、不是焉识纠正医生的法语发音,观众很难单纯从影片里感受到陆焉识原来是那样一个人。
      作为现实主义作品,基本要素就是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严歌苓笔下的陆焉识或许有些完美和戏剧化,但也恰是通过这样一种处理,使此人物具备了一种代表性。影片或许可以解释为以一个更普通的人物使更广泛的人群产生共鸣,但试问一个牺牲掉个性以求浮泛地象征众生的人物又如何爆发出强劲的震撼力呢?原著所呈现的“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不是简单的环境反差,影片将上海替换成一座北方小城无可厚非,《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同样处理不是也获得了成功吗,可是失掉了命运与爱情的变迁,焉识便不再是焉识了。


      焉识不在,婉瑜也随之坍塌。那个大家庭里出身习得一笔俊秀小楷的温婉少女、“一见焉识误终身”的痴情阿妮头、坚强精明苦撑家庭守候焉识的冯婉瑜,不是只会记恨女儿、只会跑去火车站举牌子的糊涂老太太。严歌苓善于写女人,大部分作品也是女人为主角,却在这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作品里让人对婉瑜过目不忘,成为了另一个事实上的主角,其原因正是婉瑜之所以为婉瑜。当焉识身上没有了婉瑜当掉祖母绿送给他的欧米茄,当花掉了半个月工资剥秃了指甲的蟹黄变成了满地打滚的白面馒头,失去特质的焉识和婉瑜就只是一对《金婚》似的普通老夫妻,不是没有感情,不是不可动人,只是不再死生契阔,不再那么的震撼人心。退一步讲,就连这种金婚似的动人也有些勉强,电视剧里的普通老夫妻也要从年少结发时一路走来,柴米油盐、吵闹离合,没有这些生活经历、感情波折就无法使观众建立起与角色真正的情感联系,感动也就无从谈起。


      在焉识的归来与婉瑜的等待中间,还有他们的孩子参与其中。小说里,三个子女和一群孙辈对待焉识的归来和父母的重聚,夹杂了太多个人性格、自我命运的忧虑和对世道人心的提防。当焉识被平反,儿子仍然因为担心政治运动的无常反复而阻止父母复婚。电影让丹丹一个人承担了这许多人的化身,年龄大大减小,连同其拒绝父亲接纳父亲的理由和表现都变成了少女的任性,不仅表达的内容失掉了复义性,也让前后转变显得生硬儿戏。张艺谋对自己女演员的选择一向是高标准高质量的,可是这样一个角色,即便从让人爱上这个大眼睛女孩的角度也很困难。


      故事偷梁换柱,人物徒留其名,终于《陆犯焉识》成了《归来》。


      政治的规避与改编的陷阱
      政治因素是影片对原著大幅改动和之前一些批评的重要因素,张艺谋也明确表示:“看小说,有些是不方便拍的,确实很敏感。”关于《归来》,我们理解现实的无奈,只是对于现实的策略性妥协和主观意识的狡黠驯顺是不同的。从张艺谋的发言中总能看到一些即使只从常识和逻辑上也难以讲通的地方。他说:“观众不会去看你对历史怎么进行反思”,“无需去讨论历史,只看当下如何再往前走。”这既不符合公众已经表达出的期待和疑问,也违背了对待历史的态度,如果对过去都没有一个清晰认识又如何保证未来的路能走好?他甚至说过,他并不想传递“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样“会离史诗更远”。无论如何,一部文艺作品所传达的价值观还是需要一些正误区分的,而且所谓史诗是从来都需要一个明显而强大的价值观贯穿的。况且剔除了时代背景和时间跨度的《归来》根本算不得一部史诗。


      对于张艺谋这些说辞背后的真实想法和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也不做妄自揣测。只是正如台湾导演蔡明亮所说:“当你内心就住着一个电检局,那么,你对自己电影的掌控力就会越来越小。”现实可见,《归来》的角色、情节、镜头、配乐的确全面退后。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改编与原著。改编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当然没有必要一字一句地对照原著,应该允许改编者自身理解、自身经验和自我表达的融入,但也同样应该要求其达到一定的艺术标准。同时,改编应该是站在原著已有的高度之上,不应该丢掉母本中的优质内涵,无法超越也至少不可返身向下。这也正是对于一个优秀的改编,人们为什么往往只会记住独立的作品,而失败的改编则会不断回顾原著。就像《活着》,尽管在人物命运和故事结局上已比小说圆润太多,但并不妨碍二十年后被拿来当做张艺谋自己的样板。 


      也许对于《归来》,只能引用严歌苓的一句话来总结:“张艺谋是用缺失的记忆中仅剩的简单的东西,来反衬我们情感上的丰富。”

      作者徐鹏远,媒体从业者、自由撰稿人。文章散落于文字大潮,海底捞针或可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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